视频加载中... 《新闻记者》供稿
【本文提要】本文通过对有代表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党刊党报创刊词与改版词所表达的办报宗旨的剖析，阐释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由来与演变。比较各个历史时期党报创刊词与改版社论的不同表达，反观党的新闻思想的发展、补充和丰富。
【关键词】 机关报 办报宗旨 党报理念
【中图分类号】 G210
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壮大90年中创办了数十家中央机关报刊。作为党的耳目喉舌，这些报刊的创办与改版言论，忠实而精确地表达着中国共产党的办报宗旨，而对宗旨的实践与变革，又生动地体现出这个伟大政党的科学品格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
一
马克思同卢格商议办一家新刊物的时候提出，办这家新刊物的目的，是“为真正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地点”。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已经创办出版了好几家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其宗旨同马克思所言相似。
1919年12月1日，作为建党号角之一的《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由陈独秀执笔）指出，“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不取乡愿的、紊乱是非的、助长惰性的、阻碍进化的、没有自己立脚地的调和论调；不取虚无的、不着边际的、没有信仰的、没有主张的、超实际的、无结果的绝对怀疑主义。”
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亡。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政治理论刊物《共产党》，在中国第一次举起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它的“第一号短信”——具有代发刊词性质——由陈独秀执笔。“短信”说，“我们要逃出奴隶的境遇，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专政的制度，拥护劳动者的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致发生。”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劳动音》第一期发表《我们为什么出版这个〈劳动音〉呢？》。这个相当于创刊词的文章写道：“我们既要排斥那班不劳动而食的人，以维护我们真正劳动同胞的生活，那末，我们不可不有充足的智识和善良的方法，做我们排斥他们的利器，阶级战争的工具，所以我们出版这个《劳动音》，来阐明真理增进一般劳动同胞的智识，研究些方法，以指导一般劳动同胞的进行，使解决这不公平的事情，改良社会的组织。”
上面引述的这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报刊的创刊词无不说明，这些报刊出世的宗旨，首先在于启发工人中间先知先觉者的觉悟，令他们懂得组织起来投入反对旧世界的工人阶级使命，也就是如马克思所言：“为独立思考的人们寻找一个新的集合地点”，即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好思想认识、干部队伍的准备，同时作好全面的、广泛的思想舆论的呐喊。一句话，报刊成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先声。
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一家工人报纸《劳动周刊》，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报，1921年8月20日在上海创刊，被誉为“教育训练劳工们一个最好的机关报”。它的发刊词写道，“我们的周报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我们希望中国的工人们都拿材料来供给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都来维护这个唯一的言论机关，扩大解放全人类的声浪，促进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实现” 。
《向导》周刊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个政治性机关报。创刊词《本报宣言》署名“向导周报同人”，实由陈独秀执笔。创刊词写道：“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求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统一与和平。”“我们敢说：为了要和平要统一而推翻为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乃是中国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设在最大多数人的真正民意之上，是没有不崩坏的。”“在共和名义之下，国家若不给人民以这几项自由，依政治进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须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为这几项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这篇创刊词说理之深刻，劝服之有力，说明党报一走上历史斗争的舞台，便具有如此顽强的战斗力。
中国共产党在五卅运动中创办了通俗政治报纸《热血日报》，1925年6月4日在上海创刊，以发扬“民气”，“作被压迫民众的喉舌”为职志。发刊词写道：“洋奴、冷血，这是一般舆论所加于上海人的徽号了！可是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沸腾到顶点了！尤其是大马路上的学生、工人同胞的热血，已经把洋奴、冷血之耻辱洗涤得干干净净。”“创造世界文化的是热的血和冷的铁，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本报特揭此旨，敢告国人！”看，这篇创刊词把时局与大势结合得如此之紧密，把民气鼓动与真理传播联系得如此之巧妙，十足地体现了新闻主张之正确和鼓动手法之高明。
我们十分熟悉的毛泽东新闻评论名篇《〈政治周报〉发刊理由》，则更是主旨鲜明，逻辑有力，语言澎湃铿锵。开篇就是办报宗旨的宣示：“为什么出版《政治周报》？为了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50余字，把办这份报纸的目的、目标、使命，讲得明了、清晰、精确。经过两段文字的论证，作者再次言明报纸的使命：“向反革命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发刊词还用寥寥数笔，说明了报纸的作战方式：“我们反攻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
《布尔什维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出版的理论机关刊物。面对大革命失败和白色恐怖统治，这家刊物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意义。作为创刊词的“发布露布”指出：“革命思想方面，比《向导》时期尤加十倍的必须有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领导。只有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无产阶级坚决的向国内国外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斗争；勇猛的领导农民及一般平民推翻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封建式的剥削，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群众的革命的独裁——歼除一切反动分子，下层民众直接起来行使民权，实行苏维埃的政治制度；只有本着这种精神，反对一切豪绅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扫除一切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主义；只有建立这种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和布尔什维克的思想，然后中国革命之中方有强固的健全的无产阶级政党做领导，才能彻底的完成中国之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任务，亦就是真正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露布”设问：谁能解放中国，使中国最大多数的工农贫民自己得到政权，开辟真正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有布尔什维克！”“所以《布尔什维克》便继《向导》而发刊了。”
中国共产党稍后出版的又一份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创刊号明确提出，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份问世于1930年8月15日的党报创刊号写道：“在现在阶级社会里，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统治阶级利用一切新闻报纸的机关，来散布各种欺骗群众的论调。在目前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之下，一切公开发行的报纸，都是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的拥护者，都是帝国主义忠实的奴仆。……中国工农群众不仅在国民党的暴力压迫之下，并且一样在他的新闻政策的封锁之下。全国工农群众在其伟大的政治斗争中，不仅要反对国民党的政治压迫，而且要起来建立自己的革命报纸，宣传革命的理论，传达真实的革命斗争的消息，建立在革命斗争中之一个伟大的推翻国民党的言论机关。就在这一个立场上，建立了本报在全国工农劳苦群众面前的任务，要使《红旗日报》成为全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报纸。”“本报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同时在目前革命阶段中必然要成为全国广大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喉舌，就在这一点看来，已经决定了本报之伟大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份中央政府报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办于1931年12月11日。它的发刊词说，《红色中华》的任务是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达到全国的胜利。发刊词强调，报纸第一位的工作，要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参加苏维埃政权。这不但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责任，而且要能热烈的参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党的第一份军报《红星报》，它是1931年12月11日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这家报纸创刊号以“见面话”作为创刊词，用一系列比喻，象征性地罗列了这家军报的诸多社会功能：它是一面大镜子，红军里的一切工作和生活的好处坏处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是一家无线电电台，各种消息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它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告诉同志们群众工作和训练工作的方法；它是一个红军党的工作指导员，把全军党的工作经验告诉大家；它要成为红军的政治工作讨论会，政治文化生活的问题可以在上面讨论；它是全体红军的俱乐部，会唱歌讲故事变把戏；它是一个裁判员，官僚腐化消极怠工会受到它的处罚。总之，《红星报》担负很大的任务，来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党中央机关报，而且有执政机关报和军队的报纸。比之前一时期的报刊实践要丰富得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也有了重大发展。它第一次提出了报刊的阶级性，提出了党报既是党的也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强调党的报刊有多元的社会功能，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宣传革命的理论，传达真实的消息，建立独立的言论机关。在党报工作原则构建的过程中，加强党对机关报的直接领导，强调党领导的报纸必须高举党的旗帜，发扬布尔什维克精神，促进全人类解放事业在全世界的实现。显然，党报的宗旨构建与建党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党报工作者对历史使命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提升。
三
在全民抗日烽火连天的1941年5月16日，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以《解放日报》为名出版一份新报，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由毛泽东执笔的《解放日报》发刊词写道：“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解放日报》出版后十个月，中央决定该报实行改版。改版社论《致读者》根据革命的、战斗的党报基本要求对照这十个月工作，觉得“实在是惶恐得很，应该说，解放日报是没有能够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的，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因此，“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
《解放日报》的创办与改版所发表的编辑部言论，表明党中央机关报已经成熟了，对机关报的使命与功能的认知已经相当深刻和精当。党报已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就是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党报只有认真贯彻党的使命、任务、政策与纪律才能拥有完全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过渡时期，中国报纸逐步适应新的社会形态，经历了一个个难忘的运动，但不断遇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于是，《人民日报》以1956年7月1日改版为契机，着手进行改革。改版社论《致读者》写道：“《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在创刊八年多以来，备受广大读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进步。但是我们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点。”接着，社论表示要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三个方面改进工作。社论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
关于自由讨论，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得到答案。无论如何，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在开展讨论方面，过去我们的报纸是作得很不好的，因而也减少了报纸的生气。
谈到改进文风，社论说，除了编辑部自己努力以外，我们请求作者们在给我们稿件的时候，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
社论最后强调，“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
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复人民日报社关于改进工作的报告，指出：“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认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中央还希望各地党委所属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批复还指出，“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办不到，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也不好。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
人民日报社的改版社论及中共中央的批复表明，当时的中央党报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新闻改革及新闻理想的追求上曾经走得多远。不幸的是，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1956～1957年国内外局势作了错误的判断，由于党的领导集体及议事程序民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中央委员会的批复并没能付诸实行，由《人民日报》七一改版社论起始的改革也未能坚持下去。这场全党和全国人民普遍期待的改革运动夭折了。
时轮越过三十年。1986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我们的心愿——就〈人民日报〉改版三十周年致读者》。文章指出，“广大读者，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从报纸上获知各个领域的新信息、新事物、新问题，以及党中央对这些新事物、新问题的看法；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从报纸上获得现代化所需要的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在报纸上交流思想和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从报纸上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新事情。”因此，“《人民日报》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要，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办出自己的特色来”。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人民日报》利用改革开放的全国大势，掀起了新一轮党报改革的热潮。也正是在这样热烈而扎实的新闻改革实践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又一次得到了历练与升华。
笔者认为，以毛泽东新闻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于延安时期，其起始于《解放日报》改版，集成于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换言之，党报实践和党报改革经验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指导和引领着党报实践和党报改革。这是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的一条基本路径，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同理，我们坚信，随着新媒体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新月异的进展，中国共产党的办报宗旨将不断地贴近民生、拥抱民情和倾听民声，办报宗旨的表达与实践将日益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中国共产党新闻理念和新闻生产将与时俱进，繁荣深化，迎来又一个灿烂春天。■（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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