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办报宗旨的表达与实践

三

在全民抗日烽火连天的1941年5月16日，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以《解放日报》为名出版一份新报，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由毛泽东执笔的《解放日报》发刊词写道：“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

《解放日报》出版后十个月，中央决定该报实行改版。改版社论《致读者》根据革命的、战斗的党报基本要求对照这十个月工作，觉得“实在是惶恐得很，应该说，解放日报是没有能够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的，它尚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因此，“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底共同的喉舌”。

《解放日报》的创办与改版所发表的编辑部言论，表明党中央机关报已经成熟了，对机关报的使命与功能的认知已经相当深刻和精当。党报已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就是党中央机关报的使命。党报只有认真贯彻党的使命、任务、政策与纪律才能拥有完全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过渡时期，中国报纸逐步适应新的社会形态，经历了一个个难忘的运动，但不断遇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于是，《人民日报》以1956年7月1日改版为契机，着手进行改革。改版社论《致读者》写道：“《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正因为这样，《人民日报》在创刊八年多以来，备受广大读者的令人心感的支持，工作也逐年得到进步。但是我们工作中仍然有很多缺点。”接着，社论表示要从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改进文风三个方面改进工作。社论指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这个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

关于自由讨论，社论指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有许多问题需要在群众性的讨论中得到答案。无论如何，害怕讨论的人总是可笑的人。在开展讨论方面，过去我们的报纸是作得很不好的，因而也减少了报纸的生气。

谈到改进文风，社论说，除了编辑部自己努力以外，我们请求作者们在给我们稿件的时候，也务必注意到广大读者的呼声，尽量把文章写得有条理、有兴味，议论风生，文情并茂，万不要让读者看了想打瞌睡。

社论最后强调，“我们的报纸名字叫作《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

1956年8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复人民日报社关于改进工作的报告，指出：“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认为《人民日报》改进工作的办法是可行的。中央还希望各地党委所属的报纸也能够进行同样的检查，以改进报纸的工作。”批复还指出，“为了便于今后在报纸上展开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人民日报》应该强调它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又是人民的报纸。过去有一种论调说：‘《人民日报》的一字一句都必须代表中央’，‘报上发表的言论都必须完全正确，连读者来信也必须完全正确’。这些论调显然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仅在事实上办不到，而且对于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也不好。今后《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除了少数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和少数的社论以外，一般地可以不代表党中央的意见，而且可以允许一些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我们共产党人的见解相反的文章。这样做就会使思想界更加活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愈辩愈明。”

人民日报社的改版社论及中共中央的批复表明，当时的中央党报和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新闻改革及新闻理想的追求上曾经走得多远。不幸的是，由于党的主要领导人对1956～1957年国内外局势作了错误的判断，由于党的领导集体及议事程序民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中央委员会的批复并没能付诸实行，由《人民日报》七一改版社论起始的改革也未能坚持下去。这场全党和全国人民普遍期待的改革运动夭折了。

时轮越过三十年。1986年7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我们的心愿——就〈人民日报〉改版三十周年致读者》。文章指出，“广大读者，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从报纸上获知各个领域的新信息、新事物、新问题，以及党中央对这些新事物、新问题的看法；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从报纸上获得现代化所需要的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在报纸上交流思想和经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需要从报纸上知道世界上发生的新事情。”因此，“《人民日报》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的需要，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办出自己的特色来”。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人民日报》利用改革开放的全国大势，掀起了新一轮党报改革的热潮。也正是在这样热烈而扎实的新闻改革实践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又一次得到了历练与升华。

笔者认为，以毛泽东新闻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形成于延安时期，其起始于《解放日报》改版，集成于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和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换言之，党报实践和党报改革经验孕育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指导和引领着党报实践和党报改革。这是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发展的一条基本路径，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经验。同理，我们坚信，随着新媒体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日新月异的进展，中国共产党的办报宗旨将不断地贴近民生、拥抱民情和倾听民声，办报宗旨的表达与实践将日益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中国共产党新闻理念和新闻生产将与时俱进，繁荣深化，迎来又一个灿烂春天。■（作者系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