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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胡乔木4月6日在人民日报编辑部大会上宣布报纸将改版，这是他“直接请示（毛）主席后定下的”，因而以“加强编辑部的组织和领导”为前提改版似应体现毛泽东的想法：端正思想，调动编辑部的“积极性”，使之准确领会党和毛泽东的意图，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提高宣传效益。而他对经邓拓审阅的改版报告的改动，更明确了改版的中心目标是“使人民日报能够多方面地反映客观情况和群众意见，及时深入地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并在原报告中“力求题目不空泛沉闷、文章有新鲜的材料和新鲜的论点”后专门加入“对于党的重要方针政策，定出有系统的宣传计划，力求宣传得有头有尾，深一些、透一些”，以示强调。 酝酿改版时，发生了“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争论。4月底，毛泽东提出增大基建投入规模，而周恩来认为会使经济秩序混乱，要降温。人民日报在“理性求实、尊重规律”改版原则的指引下，认真宣传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综合平衡、稳定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6月16日先发表社论《读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发出“反冒进”的先声；在接着发表刘少奇布置中宣部撰写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时，毛泽东以签在大样上的“不看了”来表达对人民日报“非但不帮助鼓动‘积极性’、反泼冷水”的不满。邓拓意识到后，一面策略地“改排五号字”，以示减轻分量，一面在把校样交给陈浚时强调“这篇社论很重要”。 这是筹备改版时遭遇的挫折，凸显了改版将要经历的所有要素，有以邓拓为代表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坚持改版原则的决心和理性及策略和回旋；也有毛泽东一贯认为“思想斗争、积极性”是启动社会进程的基本力量，以及要求“人民日报应该无条件地宣传、鼓动和弘扬它”的主张。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致读者》社论，宣布改版。报纸面貌焕然一新。首先，头版头条以经济新闻为主，7、8月62篇头条经济新闻就占一半，反映“建设”的特点。其次，真实客观报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结论式”为“进程式”报道，对改进报道模式有示范意义；与报道并行的分析把对“建设”时期党如何改变领导方式，如何主导、引导社会的思考引向深入。最后，加强与读者的互动。7月共登读者来信292篇，比改版前增加一倍半；多是读者批评意见，内容针对报纸，社会陋习和成见；尽可能地尊重一般群众的表达权，履行监督社会的职能。 人民日报身体力行地执行“双百方针”，理性、充分地表达各种意见。1956年6月13日刊登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告；7月9日头版消息《学术刊物应有充分的学术自由》，既指明“全国三十一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刊物的负责人在北京座谈一致拥护‘百家争鸣’”，又用消息中的话表明报纸将以“百家争鸣”的立场来选择新闻。11日刊登朱光潜的《百家争鸣，定于一是》，隐约表达了对“百家争鸣”最终定于“一是”的担忧。14日茅盾的《对于“鸣”和“争”的一点小意见》，盼望所有园地都无条件开放来保证争鸣，而报纸应首当其冲。 更可贵的是，“胡风运动”后，乍暖还寒的早春使人有“久不见太阳的忽然见了太阳；虽然从心里感觉舒服，但眼睛总有些睁不开”的疑虑。人民日报理性、平和，不回避、不盲从，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表达，创造融洽的“争鸣”氛围。报纸登了“坚决反对陆定一对‘双百方针’阐述”的署名来信；1957年1月7日发表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和鲁勒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意见》），它不满1956年的文艺工作，认为越来越少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中光彩暗淡了，……”这些意见在当时有代表性，随之开始“争鸣”。3月1日发表陈辽的文章，指出《意见》是对“双百方针”和以后的文艺工作片面的因此是不正确的估计；3月18日发表茅盾的文章，认为《意见》是教条主义的、缺乏说服力，结果既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还给在“双百方针”鼓舞下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可见，人民日报态度平和、冷静，讨论则积极、热烈，无意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攻势，通过肯定“一是”来阻断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