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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此时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动摇了惟一可借鉴的苏联“建设”模式。反思中，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写下《论十大关系》，表达了“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面对“建设”，毛泽东的出发点还是“积极性”，只是这时更侧重于知识分子，一是因为“大多数机器设备要进口、大机器和精密仪器不能造”的现状，二是经建国后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特别是1955年的“胡风运动”后，“知识界空前沉闷，知识分子心情压抑，政治热情、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挫伤”。⑥1月14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以“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⑦为前提，指出“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接着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 没了“苏联模式”束缚，在党内上下探索的氛围中，在尽可能调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群众积极性的推动下，人民日报顺势想到了改进自身工作。“很难说改版设想是谁提出来的，当时我们正在清理过去工作的失误，由此想到改进人民日报工作，邓拓同志对过去学苏联那套僵化的、教条主义的东西认识得很早。”⑧ 于是，编辑部从新闻规律出发，按照新闻生产的路径，将平日的思考化作具体的改版准备。从“版面”出发，认为“国内外要事很多，四个版装不下；四个版的报道面窄，而读者需要各方面的知识，文化方面的报道，过去很少，需要增加。”⑨1956年4月2日编委会通过《关于讨论改进人民日报工作的计划》，围绕“版面内容”给出十项讨论提示；先看“内容少哪些、要加哪些”又看“如何主动、全方位、多角度反映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变新闻少、质量差、时间慢和报道面窄的状况”如何使新闻既能在实际工作中发生影响、又使人很感兴趣……最后落脚于“应采取什么措施加强编辑部的工作、提高编辑部的写作水平”。提示的顺序明确了改版线路：从扩大版面到改进新闻内容、更好地履行包括“宣传”在内的各种职能，再到编辑部改进自身、以适应这些要求。 经过编辑部全面、认真的准备，5月中旬邓拓、胡绩伟、王楫、杨刚、陈浚、黄操良、凌建华起草请求改版的第二份报告。⑩基于对“党、各级干部和群众的需要、利益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理应高度统一”的认知，对“建设”时期“总目标一致不能替代群众的认识水平及各地发展经济的条件的差异”的理解，对“理性求实、按规律办事”的认同，报告指出人民日报的诸多缺点以及后果，指明“革命”条件下以“鼓动、动员”“积极性”来迅速“一统到底”的“宣传模式”，需让位于从“读者需求”出发、尊重现实需要和客观规律，及时、准确地报道社会发展状况，全面、系统地解释方针政策的“新闻本位”的办报方式；在“宣传”的同时，发挥“平等沟通、理性讨论”的桥梁作用，使广大群众在认识、理解的基础上有理有据地行动。为此，胡绩伟进一步修改报告，强调主动引导读者讨论，“报纸将酌情发表那些有讨论价值的意见，这不意味着编辑部同意其意见，而是让读者通过讨论自己判断。” 这份报告是人民日报编辑部顺应“革命”到“建设”的历史转变，依据新闻规律、发挥“主动性”的结果。其中“尊重客观规律”是认识前提，“读者需求、社会需要”是出发点，“版面内容”是立足点，“新闻、言论、解释、讨论”是关键词，编辑部是“枢纽”，“回归新闻本位”是目标。编辑部“主动性”体现在“认识、理解和践行报纸规律”的“自主性”上，与毛泽东的发挥编辑部作为党组织一员的“主动性”，专注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要求还是有相当距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