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加载中...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是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一次承上启下的伟大尝试。它在新中国重要的转折时期继承经“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奠定的“党报模式”，并尝试通过“回归新闻本位”来发展它；又成为1978年第三次新闻改革的“起点”。因此，它中途夭折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成为人们的话题和研究的课题。探讨中常将它与“反右”运动紧密联系，归责于最高领导人某一次或几次的不满和斥责。这样搭建的线性“逻辑”关系，从出发点上较少关注新闻自身的发展和具体改革进程，忽略了改版的巨大意义；也未能在社会情境中考察其发生、发展，没有获得对新闻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模糊了新闻事业与其他社会存在的关系，得到的只是因纠结于政治而欲言又止的陈述。 新闻传播作为特殊的社会存在，奇妙之处在于“社会不仅因传递与传播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中”。换言之，社会及其变动既构成新闻传播的情境、又是其发展动因；而新闻传播通过反映、模拟或建构现实充当着社会基石，对社会进程发挥作用。于是，以“同情之理解”①来“复原或模拟”“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发生过程和内在机理，把它放在1956年前后社会变动的具体情境中，在传播与社会的互动中解释其历史命运的某种必然性，应是当下进一步探究此次改版的态度和方法。 一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日报成为党中央机关报，它在总结经验的同时，学习“苏联办报模式”倡导的“党报绝对服从党的领导”。1954年，邓拓、朱穆之和温济泽分别率团访苏，回来后编写的新闻工作“经验之谈”成为编辑记者的必读书。因此，“我们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行都要代表党中央”②成为人民日报的立场原则和实践准则。 这样，作为“每天向群众说话”的“党代表”，人民日报是党领导国家开展工作的“基石”。它代表党发布、宣传各项方针政策，并逐渐成为毛泽东按照他的思路“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帮手”。承接领导革命胜利的巨大自信，建国后毛泽东延续“中国革命逻辑”，倚重“人的因素”，用“社会主义”的想象性结果为指引，通过有效的宣传和动员，调动“人的积极性”，将之转变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物质力量。于是，“方针一经确定就通过人民日报有步骤的宣传来实现”成为他一贯的做法。首先，向干部宣讲、向群众传达党制定好、要实施的政策内容；其次，围绕“社会主义”本质说明政策的合理性、紧迫性，描画政策变为现实后的愿景，调动群众“积极性”投入既定的行动中；再次，挖掘、宣传群众行动中的先进经验，通过“典型示范”，使“积极性”更高涨，促进更多群众更快地向目标推进；最后，不断开展思想教育运动，保障“积极性”不减损、保证不偏离“社会主义”本质。总之，这是以“宣传”为本位的办报模式。 比如“过渡时期总路线”几经争论确定下来，毛泽东立刻部署人民日报在全国大规模宣传，以此来启动实施。为此，他修改、确定了《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宣传提纲，完整表述“总路线”，描述它能带来的美好前景，将之比作指导各项工作的“灯塔”，如果离开它，就要犯“右”或“左”的错误。 如果人民日报的报道与毛泽东意见相左，他先批评制定政策的干部，还拔高到思想和路线的高度，力图以强调党的统一领导杜绝此类现象。1952年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刊登《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知》，发表《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委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其中“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说法招致毛泽东严厉批评。来年1月15日给周、邓、陈、薄的信中说“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指责“匆率发表新税制”，报纸的编排被毛泽东认为新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得到了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8月11日在全国财经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向党闹独立性。③ 随着推进“总路线”、“农业合作化”的力度加大，毛泽东在关注干部的同时，更关注掌握“言论”、“思想”传播资源的报纸领导者和知识分子，特别是报纸领导者能否以坚持党的领导、正确领会政策为前提，发挥“主动性”，在实际中找例子、找差距，让“宣传”更生动、有实效，对能否在“社会主义”引导下、持续发挥“人的积极性”、达到既定目标显得尤其重要。1954年10月间，毛泽东以人民日报为“根据地”，批判“不重视批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小人物’”的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先通过人民日报发表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认定冯“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有密切联系”，迅速带动文学界的批判；人民日报发表冯的“检讨”后，毛泽东层层加码，把学术讨论引向思想斗争，对人民日报跟进发表的《〈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加以引申，直指“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的编辑部”，一下上升为文艺报编辑部的立场和组织问题。这场思想斗争再次在毛泽东的主导下由人民日报承载、推进，也给人民日报本身做了“示范”：有冯雪峰因“不积极、不主动”获批的例子，邓拓很可能因更早婉拒江青提出的由人民日报转载“小人物”文章的要求，而联想到自身的“主动性”、“编辑部的思想和组织建设”问题。10、11月间，苏联《真理报》编委、报刊部主任波德库尔科夫率苏联报刊工作者代表团访华，邓拓主持编辑部与其研讨了“党报如何反映党组织的生活及党的中心工作、如何报道学术问题的讨论和批评”等议题。④ 对人民日报而言，“主动性”是个难题。按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的说法，“主动性”指个体经主体意识形态招募、臣服，主动实践该意识形态的过程，对新闻工作者而言，还是传播、复制的过程，因而它是“臣服的主体”；而不是独立思考、追寻规律认识的“主体”。⑤人民日报现实的选择只能是照本宣科、亦步亦趋。1954~1955年，头版反映国内工农业生产的新闻很少，多是会议新闻和迎来送往的消息；甚至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每个歌舞团、体育代表团来访的消息。不管有无必要每天一篇社论，为了不犯错误，照抄文件、无的放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