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如何突破窘境

典型报道是我国舆论引导的重要载体和传统法宝，但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遭遇了不少的尴尬。人们对典型报道的读解可分为三个阶段：偏好阶段、协商阶段、对抗阶段。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人们比较能接受典型报道中的先进人物报道。上世纪80年代后，人们阅读典型报道时赞同媒介的主导界定，但是对信息持矛盾心理，解读典型时保留了自己一定的观点。至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从某种角度讲，典型报道则受到了大众的抵抗。

多少人在探讨着要把典型人物写得“可信”，但结果往往差强人意，说明我们确有必要对今天的典型报道进行认真思考了。

时代的变迁，亟需实现典型功能的转变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从社会层面为传统典型报道的衰落找到了原因。他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使社会出现非群体意识的倾向。‘一种标准、一种模式、一种思维’的局面被打破，价值取向多元、生活方式多元也会随之产生，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独立自主、自由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偶像崇拜、模仿典型的意识渐趋淡薄。这一切，必然使读者要求从新闻媒体那里获得的信息更有助于其独立思考。一句话，典型本身对人们规范性的榜样作用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开放型的心理文化要求产生了冲突。”

这就是说，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使传统的典型宣传模式失掉了“土壤”。典型报道要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寻找新的影响力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不含文革时期），典型报道之所以具有如此惊人的威力，是和当时的社会特点有着密切关系的。当时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所谓的“总体性社会”，每个人都依附于一个单位，每个单位又都归属于全能的管理型的政府，所以每个人都只是高度同质化的大社会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典型”其实就是全能的政府要求人们遵照的角色“模型”，一个人只有按照这个“模型”塑造自己，才有可能与他所在的单位乃至整个社会融洽地共存。试想，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一个人如果敢公开扬言不学习上级树立的典型，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结果？所以，那时典型报道的惊人威力，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总体性社会”中全能政府的无限权威。现在的典型报道当然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无形却又无边无际的力量做支撑，要想摆脱日渐式微的窘境，就只能在创新中寻找新的影响力基础。

如果说，传统典型报道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灌输、规范和说教，那么，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 “四个多样化”、社会民主不断进步、公民的个性得以张扬的今天，这样的功能肯定必须改变。怎么变？笔者以为，今天的典型报道，必须为公众提供观察社会、思考人生的启迪、示范和参照。只有这样，典型报道就能在平等交流、服务受众中重新打造自己的影响力基础。

正如美国学者麦库姆斯所说，一个人刚来到一座新的城市生活，或者到一个新的大学求学，他会渴求获得关于这个城市或大学的一切重要信息，因为只有了解这些信息他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在社会公共领域也是如此。作为社会当中的一员，也渴望了解他所处的不断变动之中的社会，需要了解他应该在这个社会中怎样为人如何做事。这就是他在社会生活中的导向需求。摒弃或淡化了灌输性、规范性、说教性的典型报道，恰恰可以很好地满足受众的这种导向需求，帮助他了解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真实环境，启发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应该如何更好地为人、更好地做事。典型报道应该不再以唯我正确的姿态，仙人指路般地教导大众应该怎样做事、怎样度过人生，而是用主人公的真实故事，他的奋斗、他的情感、他的命运，启迪人生真谛，示范成功奥秘，观照生活本真。在这样的启迪、示范、观照过程中，受众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判断，可以和主人公进行精神的交流，也可以和写作者进行平等的讨论。

近年来，对洪战辉的宣传报道就是摆脱了灌输性、规范性、说教性模式的窠臼，而依靠主人公真实生活本身的启迪性、示范性、参照性，赢得了极大的影响力。2005年媒体大规模报道洪战辉时，他还是在校大学生。面对父亲遭精神疾患折磨、母亲出走的困境，洪战辉靠做小生意、打零工艰难求学，并把父亲“捡来”的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一手养大。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只有在人生磨难面前的自强、爱心和责任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媒体真实地还原了他的生活和情感，却没有把他写成人人都要模仿的道德符号。不过，正是这个平凡的小伙子，给了国人特别是年轻学子们极大的震撼。洪战辉的很多思想和品质当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媒体并没有把他当做人人要亦步亦趋模仿的生活样板，并没有让年轻学子们简单地去做“洪战辉第二”、“洪战辉第三”……因为在尊重、鼓励个性发展的时代，要为人们树一个亦步亦趋模仿的样板，肯定是不会受欢迎的。

典型如何生成：“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还是“为了特殊寻找一般”

由于长期以来典型报道直接为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服务，所以典型的选择标准首先要看是否符合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需要。也就是说，往往是先有要体现某种思想或品质的要求，然后再去寻找符合需要的人物或者单位。这就使典型报道在写作上只重宣传需要而新闻性严重缺失，背离受众对“新闻纸”的阅读需求。语言也不自觉地沾染上过度宣传化甚至说教的意味，报道模式僵化、平面化、脸谱化，出现了很多让人生厌的刻板印象。

典型就是要在个别中见一般，特殊性中见普遍性。典型报道也肯定要在个体的行为中揭示时代的精神和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但是，这种时代的精神和带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应该是在主人公的性格和行为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体现出来的。这里，德国大诗人歌德关于诗歌的一段话很让我们玩味，他说“诗人究竟为一般而找特殊，还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这中间有很大的分别。由前一种程序产生出寓意诗，其中特殊只作为一个例证才有价值。后一种程序才适合诗的本质，它表现出一种特殊，并不想到或明指出一般，谁如果生动地掌握住这特殊，他就会同时获得一般而当时却意识不到，或是事后才意识到。”

这就是说，为了一个普遍的意义去找个别性的材料，与从个别性的材料中发现它内在地包含着的普遍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从文学而言，“为一般而找特殊”，特殊只能算是一般的一个例证，这样创作出来的只是“寓意诗”。只有“在特殊中显出一般”，才是有生命的充满灵动的真正的诗。典型报道又何尝不是如此，“为一般而找特殊”最多只是一篇“图解新闻”，只有“在特殊中显出一般”，才能成为一篇真正有生命力有感染力的新闻作品。为什么我们的记者们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辛勤的探索，典型报道还是很难写出真正的人情味？主要原因就是“为一般而找特殊”，而且经常为了“一般”而扭曲“特殊”，用主观强加的“价值”遮蔽了人物或新闻的本真。

尊重典型人物的主体性，还原复合立体的真实性格

正因为传统树典型的宣传方法，总是把典型当成其他社会成员遵照的“模型”，规范自己的“样板”， “高、大、全”的模式就难以避免。纵使写一个典型人物的缺点，作者也总要为之找到某种合理性，甚至他的缺点也是为了一个更伟大的目标，最终还是一个不是完人的完人。这几乎成了典型报道的一种新程式。吴长伟在分析近几年典型报道的突破时就这样写到：“对典型人物的缺点也不回避，既不人为美化典型，也没有用有色眼镜来看典型，例如写牛玉儒不回避他喝酒……”那么，作者到底是如何处理牛玉儒的这个所谓“缺点”的呢？作者崔士鑫在回顾采写过程时说：“一些细节的处理，比如怎样理解牛玉儒在招商引资和慰问园林工人等场合敬酒、喝酒的问题，强调不要回避，要通过喝酒这一细节，把他作为民族干部热情的一面、尊重少数民族习俗的一面、为了地区经济发展而忘我投入的一面写出来。”最后所谓缺点反过来恰恰是为了反衬他高大的一面。这种思维模式下，典型还是不允许真正有缺点。

正是抽象化、符号化的个性塑造，使得我们的典型很难让人信服。为什么在今天的典型报道中，甚至让受众觉得“可信”都似乎成了难以企及的标准？这个问题的存在，绝不是由于一部分记者的作风不深入或者业务能力不够，而是有着复杂得多的深层次原因。这就是典型报道的“高、大、全”，其实是和“总体性社会”的特殊社会结构，以及典型在这种特殊结构里面的特殊功能连接在一起的。今天搞典型报道，就必须尊重新闻规律，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真实、客观、公正、全面。这就要求尊重典型自身的主体性，真实记录典型人物真实的情感、行为和命运，呈现其复合立体的真实性格。

尊重典型自身的主体性，还必须摒弃在所有情节甚至细节上非白即黑的两极思维。人的情感和性格是极其丰富和复杂的。正是这种丰富和复杂构成了人生的绚丽多彩。先进典型具有符合时代精神的崇高品格，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性格和气质都是伟大和崇高的。那些性格和气质是他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还原一个真实的他无法回避的一部分。这些性格和气质本身既不能算是伟大和崇高，也不能算是缺陷或者缺点。如洪战辉很具有经商头脑，做生意7年赚了10万元，这该算是他的崇高还是缺点呢？都不是。但写出来，才是一个立体的真实的洪战辉。

正是在所有情节甚至细节上非白即黑的两极思维，使是否要写先进典型的缺点成为一个巨大而又尴尬的难题。现在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先是通篇的情节甚至细节都必须反映正面人物的“光辉形象”，后来蓦地发现笔下的人物可信度不高，于是再穿插进一点无伤大雅的所谓缺点，这样塑造出来的典型还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其实，写典型人物并不是给他做“鉴定”，和主题无关的缺点完全可以不写。关键是对那些和主题相关的情节和细节，要真切、生动、完整地反映出来，切忌牵强附会地扭曲或拔高。

（金君俐/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新闻办公室主任、传播学博士。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宁波市社科基地课题“社会转型背景下报纸竞争力研究”[课题编号：06JDW03B]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