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报道如何突破窘境

典型报道是我国舆论引导的重要载体和传统法宝，但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遭遇了不少的尴尬。人们对典型报道的读解可分为三个阶段：偏好阶段、协商阶段、对抗阶段。在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人们比较能接受典型报道中的先进人物报道。上世纪80年代后，人们阅读典型报道时赞同媒介的主导界定，但是对信息持矛盾心理，解读典型时保留了自己一定的观点。至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从某种角度讲，典型报道则受到了大众的抵抗。

多少人在探讨着要把典型人物写得“可信”，但结果往往差强人意，说明我们确有必要对今天的典型报道进行认真思考了。

时代的变迁，亟需实现典型功能的转变

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从社会层面为传统典型报道的衰落找到了原因。他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使社会出现非群体意识的倾向。‘一种标准、一种模式、一种思维’的局面被打破，价值取向多元、生活方式多元也会随之产生，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独立自主、自由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偶像崇拜、模仿典型的意识渐趋淡薄。这一切，必然使读者要求从新闻媒体那里获得的信息更有助于其独立思考。一句话，典型本身对人们规范性的榜样作用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开放型的心理文化要求产生了冲突。”

这就是说，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使传统的典型宣传模式失掉了“土壤”。典型报道要继续发挥作用，就必须寻找新的影响力基础。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不含文革时期），典型报道之所以具有如此惊人的威力，是和当时的社会特点有着密切关系的。当时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所谓的“总体性社会”，每个人都依附于一个单位，每个单位又都归属于全能的管理型的政府，所以每个人都只是高度同质化的大社会中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典型”其实就是全能的政府要求人们遵照的角色“模型”，一个人只有按照这个“模型”塑造自己，才有可能与他所在的单位乃至整个社会融洽地共存。试想，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一个人如果敢公开扬言不学习上级树立的典型，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结果？所以，那时典型报道的惊人威力，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总体性社会”中全能政府的无限权威。现在的典型报道当然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无形却又无边无际的力量做支撑，要想摆脱日渐式微的窘境，就只能在创新中寻找新的影响力基础。

如果说，传统典型报道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灌输、规范和说教，那么，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 “四个多样化”、社会民主不断进步、公民的个性得以张扬的今天，这样的功能肯定必须改变。怎么变？笔者以为，今天的典型报道，必须为公众提供观察社会、思考人生的启迪、示范和参照。只有这样，典型报道就能在平等交流、服务受众中重新打造自己的影响力基础。

正如美国学者麦库姆斯所说，一个人刚来到一座新的城市生活，或者到一个新的大学求学，他会渴求获得关于这个城市或大学的一切重要信息，因为只有了解这些信息他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在社会公共领域也是如此。作为社会当中的一员，也渴望了解他所处的不断变动之中的社会，需要了解他应该在这个社会中怎样为人如何做事。这就是他在社会生活中的导向需求。摒弃或淡化了灌输性、规范性、说教性的典型报道，恰恰可以很好地满足受众的这种导向需求，帮助他了解他所生活的社会的真实环境，启发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应该如何更好地为人、更好地做事。典型报道应该不再以唯我正确的姿态，仙人指路般地教导大众应该怎样做事、怎样度过人生，而是用主人公的真实故事，他的奋斗、他的情感、他的命运，启迪人生真谛，示范成功奥秘，观照生活本真。在这样的启迪、示范、观照过程中，受众可以自己思考，自己判断，可以和主人公进行精神的交流，也可以和写作者进行平等的讨论。

近年来，对洪战辉的宣传报道就是摆脱了灌输性、规范性、说教性模式的窠臼，而依靠主人公真实生活本身的启迪性、示范性、参照性，赢得了极大的影响力。2005年媒体大规模报道洪战辉时，他还是在校大学生。面对父亲遭精神疾患折磨、母亲出走的困境，洪战辉靠做小生意、打零工艰难求学，并把父亲“捡来”的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一手养大。他没有任何豪言壮语，只有在人生磨难面前的自强、爱心和责任感。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媒体真实地还原了他的生活和情感，却没有把他写成人人都要模仿的道德符号。不过，正是这个平凡的小伙子，给了国人特别是年轻学子们极大的震撼。洪战辉的很多思想和品质当然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媒体并没有把他当做人人要亦步亦趋模仿的生活样板，并没有让年轻学子们简单地去做“洪战辉第二”、“洪战辉第三”……因为在尊重、鼓励个性发展的时代，要为人们树一个亦步亦趋模仿的样板，肯定是不会受欢迎的。